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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农场3分场(20团3营)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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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9日 在搜狐开篇,不幸于2012年3月6日,被网管删改(之前已点击了86235次),只好另辟出路,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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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念 赵 凡 同 志 云畅  

2010-04-21 21:49:01|  分类: 知青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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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知青之父”

 

    赵凡: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

 

    我跟知青们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说这个话是从内心里说的。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跟孩子们说,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作者 按:被称作“知青之父”赵凡老人离开了我们。我们红土地的知青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远赴云南边疆处理“知青返程”事件的情景,他在版纳对知青们的讲话,仿佛还响在我们耳边。赵凡老人,一路走好!

 

下面是曾担任过赵凡部长秘书的北京知青云畅的文章:

 

 

悼   念   赵   凡   同   志

                                                                           ——云畅

 

 

       四月十四日夜,接赵凡同志女儿的电话,告知老部长因病不治,已于当日上午在北京友谊医院辞世。终年九十五岁。我今年初还曾到部长家里探望,不料竟成永别。当时部长躺在床上,任凭家人怎么解释,老人都表示记不起我了。原本要向他汇报我们北京赴云南知青一月十九日联谊晚会的事,已经是不成了。当要起身离开时,老人盯望着我说了一句:你是知青吧。听着老人呐呐的话语,悲伤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赵凡同志在重病中,已经记忆不起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了,但他还记得云南知青的事件,可见1978年的知青事件,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记忆。感天憾地、重若千钧的一句话呀!

 

       灵堂里悬挂着赵凡同志的彩色遗像,两旁是子女们写的挽联。我和太愚同志抬着花篮,恭敬地摆在众多花篮的最前面,深深地向老人的遗像三鞠躬。花篮缎带上写着全体北京赴云南知青的心声:红土地知青永远怀念您!随后,将我们的纪念文集《八千子弟》分送给老部长的四个孩子。作为纪念文集的作者之一,赵凡同志或许将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回忆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一文,给我们的文集添加了一段多么重大而且重要的历史记录。

 

       赵凡同志于解放战争期间,受彭真同志直接委派,潜入北平,在刘仁同志领导的“城工部”从事党的地下斗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后,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等多个重要领导职务。著名的十三陵、密云水库无不浸透着他的辛勤努力。十年动乱,赵凡同志受到残酷迫害,他以坚定地革命意志向四人帮及其反革命势力做了坚决斗争。我曾陪同赵凡同志在山西沁阳看过当年他身陷囹圄的那个小院落,他说,“我坚信我的信念,我坚信我会出来的!”一位何等坚定的革命胸怀啊。

 

       粉碎四人帮后,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安排接赵凡同志回到北京,不久便安排在国家农垦总局继而在重新恢复的国家农垦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全国农垦系统工作期间,赵凡同志力推国营农场财务包干、农工商综合经营、兴办家庭农场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为全国农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北京赴云南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家更多是从赵凡同志处理云南知青返城事件知道他的。当时作为中央工作组的负责人,他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如实地进行调查,如实地宣讲政策,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如实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推动了云南知青乃至全国延续多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作为当年赵凡部长的秘书,我经历了很多赵凡同志感人至深的故事。老人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品格和作风,给了我终生的教诲。

 

 

  在赵凡同志的吊唁簿上,我写了四句话,寄托哀思:

 

半生戎马半生犁,硝烟泥火挂征衣。

南疆红土北疆雪,泣别部长好安息。

 

 

赵凡先生功德碑记

 

 

 

       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未至一九七九年初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知青,不堪忍受长期置身恶劣处境和遭受不公正待遇,借“十一届三中全会”肃清“四害”流毒,拨乱反正的东风,公开提出恢复知青名份,返城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合理要求,遭地方和农场当局拒绝后,遂以非常之举罢工绝食抗争。时值中国大陆极左思潮阴魂未散,尚以“两个凡是”为基本国策,知青此举,大有“破坏国家安定团结,反革命暴乱”之嫌。如是,罢工绝食的知青在企盼呼号之声中,生死存亡,命悬一线。

 

       赵凡先生,时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临危受命,以“钦差”身份亲赴云南边疆,力挽狂澜,洞察入微,置个人仕途荣辱得失而不顾,以高洁人品,过人胆识,和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高尚节操,为知青的行为正名,为知青的命运呼号,掷地金声,大气凛然,义薄云天。终致为国家分忧,化干戈为玉帛;为知青普渡,解危难于倒悬。功在今世,德彰千秋,特此铭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成都战友联谊会

 

公元二00三年八月敬立

 

赵凡历史功绩的评述

上海知青: 余杰

  时任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在解决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上的历史功绩是每一位云南知青刻骨铭心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专门写一篇《“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把赵凡称为“知青之父”。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谢谢赵凡》的文章,这里就一些问题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一、“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1978年的年末,西双版纳各个农场已完全陷入瘫痪的状态。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几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摆在赵凡和调查组面前种种棘手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是主线是十分明确的:知青要回城。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赵凡在昆明会议上说:“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赵凡是在12月30日从昆明飞抵云南农垦总部(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思茅,听取了从景洪赶来的西双版纳州委书记王泽民,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党委书记张志诚汇报情况。

  农场和地方当局报上了自愿参加罢工的64个(知青罢工请愿的领袖和积极分子)名单。反映的主要问题是知青打人,挖公路,堵军车,散布政治谣言,不听招呼劝说,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等等。就是没有广大知青长期遭受的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及种种冤案和悲剧的汇报。听了汇报后,赵凡首先给予了慰问鼓励:“领导特别体会你们在第一线的同志的辛苦和困难。基层干部更困难。”他指示:“要宣传宪法。要有护路队,重要桥梁保护起来,警卫、保卫、保密都要注意。”

  但是对于农场方面提供的64人带头的知青名单,赵凡却旗帜分明的指出:咱们第一批工作组认为这些知青里边闹乱子,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我说能这么考虑吗,这中央没这个精神啊,凡是对这个知青下放说两句话的,就斗人家,就当成人家这个反革命了。农垦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这个错,判断是错的,这也比较好解决,说你去做做别的工作,(不要再搞公安了)马上都安排了,也没有批评斗争。

  赵凡的一句“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挽救了整个局势的进程。这样来看待这么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动,是“有少数阶级敌人的挑动”?是“境内外敌人的唆使破坏?”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帮’当,破坏当前大好的抓纲治国的大好局面”。这些在当时十分盛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开始我们的一些领导就把这场风波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范畴。这就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了。在当时全国 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下;在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全国1700万知青,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广大老百姓家庭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在对越自卫反击开战在即,需要一个坚强、稳固的后方的关键时刻,假设采取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其后果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了,就会激起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愤怒,就会断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好局面。这是对立的双方都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

二、“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

  当时,云南各个农场的局势很不稳定。一些农场领导被知青扣为人质,东风农场场长王文希的家也被知青冲击了。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赵凡不听农场和地方当局的一再劝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已经发生知青绝食的孟定农场场部。1月10日赵凡与二千余知青见面,这一位革命前辈,先是赞赏了孟定的山和水,接着话题一转;“孟定比我们当年的南泥湾条件好的多了,希望知青们把边疆建设好,华主席、邓副主席和王震副总理对你们都抱以极大的期望”。知青们一听还要扎根边疆,那种绝望和失望以及委屈的情绪难以抑制的再次爆发了,全体知青齐刷刷的跪了下去。赵凡亦怅然泪下,赵凡后来回忆:“我去了以后啊,他摆开了场面,一个大操场上,都集合到那里。见了面时不说话,他第一个安排的就痛哭。大声痛哭,一起痛哭,一个广场里边没有话说,就呜呜呜,就是那么哭。我呢这个4个孩子。3个女儿,一个儿子,4个孩子都是知青,在山西农村里插队。这样一看知青,我也掉泪。他一看我,一听,可找到一个看看我们的,知青有希望了,有点盼望了。这中央派来的,是这种人。那我们的困难还能解决。”

  在2000多名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他劝知青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随后,他开诚布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要求返城,这是件大事。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你们所在的城市商量,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啊!”会见结束时赵凡像父亲疼爱孩子般的表示了对知青们同情:个人基本同意知青们的返城要求,但要求知青们给政府协调的时间。
  知青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向这位老干部致敬。李根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一种脸浃还流淌着泪水,早已哭的红肿的双眼,却瞬间变幻成发自心田的笑逐颜开,非亲历者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历史对于错误的纠正常常会以过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好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

  由此我们看见了一位敢于负责,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的形象。这与知青在农场十年里所遭受的苦难、看见的一些蛮不讲理的干部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我们党的干部勇于去面对问题、矛盾,敢于讲出个人的真知灼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好在云南知青遇上了这样一位好干部、好领导。

三、“我也是知青的家长”

  对于赵凡来说,一到云南就碰到一个“下马威”: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自云南边疆国营农场的知青在开始绝食罢工以来,第一个政府官员为知青们流下的同情的热泪。赵凡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其后赵凡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从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云南农垦部门有些领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认为知青闹事性质严重,属于坏人闹事,背后有黑手,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反映,主张抓坏头头,严加惩办。赵凡等人只好耐心、细致地给他们做工作,明确指出:“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绝不是坏人闹事,不能当成闹动乱抓坏头头。如果那样,肯定处理不好,而且添新乱子。我们必须用疏导的办法。”直到今天,我们亲历赵凡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和谈话的知青,说起当时的情景无不为赵凡平易近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折服。

四、“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

知青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1978年1月11日,赵凡听取了中央和省、市调查工作组成员的汇报;当晚和12日凌晨和孟定农场干部会谈,于12日返回西双版纳;紧接着就在景洪主持了13日和14日两天的会议。

  赵凡说:“这次遇到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办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作为调查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抗战时打鬼子就是了,现在软的、硬的都不行。党中央文件,从来都是欢迎的,惟有这一次不行……今天看是有具体问题,知青探亲,困难很多,社会遭遇难应付,又没有钱。他们谈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岁,我62了,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煸动起来的。”(见赵凡《忆征程》215页)

  赵凡反复做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的工作,希望大家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

  赵凡回忆说,我把在云南的这个情况,上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写了个材料,国务院转发了,“做好工作,合情合理”,做好了准备工作,逐渐地回去。当时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李先念极为高兴,立即表扬,并向上海方面作了通报。上海市委顾虑较多,因为这几年他们已先后批准在各地上山下乡的三十万知青返回上海,待批的还有八十万人。大家担心大批知青像潮水一样返城。人口高密度的上海势必更加混乱。但经反复做工作,上海方面最终还是表示顾全大局,同意按中央调查组的意见办理。这不把这个“四不满意”变成“四满意”嘛。

  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北京、上海市与会的同志不同意写明解决农场知青回城的具体时限。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走的办法,按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印发一个文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央批准后,立即召开有全省国营农场场长、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后,再加以执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后来,为了照顾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压力,云南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没有规定安置农场知青的具体时限)。

  就这样,一场以云南知青为先锋的知青请愿回城的风波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的《“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里
赵凡表示:“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

  但是,历史将铭记这位老人,将记住一切为知青返城作出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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