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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农场3分场(20团3营)知青网

喊一声北大荒 我们今生今世难忘 喊一声北大荒 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日志

 
 
关于我

2009年1月19日 在搜狐开篇,不幸于2012年3月6日,被网管删改(之前已点击了86235次),只好另辟出路,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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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七九 三队 张凯  

2010-04-19 11:29:01|  分类: 其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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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79年2月从852农场回城的。

   “老三届”返城时已经是而立之年了,相当多的人是拖家带口回城的,很多人回来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然后面临的就是落户口、找工作。我们吃和住都成了间题,难道这不是“生存”问题吗?吃住是基本的生存条件。当时我们不得不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走后门、拉关系… …

    回城后那段时间,许多人都感到有“人下人”的感觉。到现在我们战友聚会时谈到这一辈子最苦的时候,特别是精神上最痛苦的时期,是在刚返城的那个阶段,而并不是在北大荒的时候。回来以后的那段时期,我们的心情是相当难受的,我不知用“难受”这个词是不是能够反映出当时“知青”的心理状态。

    当年我自己去找临时工作的时候,一天能挣一块钱的工资,就是这个工作也是托了人才找到的。因为大批“知青”回来了,人太多了,当时的城里根本接纳不了这么多人。我们不是象当年走时那样戴着大红花…… 。

    当时回城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牵涉到两地生活的问题,比如我与我爱人就是如此——户口落上了,我爱人的户口落在了天津,我的户口落在了北京。我们两家每家的房子都不够住,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是作为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留在城里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已经结婚了,但又不是一结婚就有房子,所以回来以后的首要间题是我们在哪里落脚的间题。许多战友为此还闹了一些家庭矛盾,道理很简单,我们回来就会影响兄弟姐妹的住房问题。当时确实非常非常难。

    住房尽管很难,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一段的故事,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人生的第二次创业,当时脑子里没这个概念,只有一个想法,解决生存问题。

    我回来之后,开始曾在建材部展览馆综合组做些杂活儿,星期天休息,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6 块钱。我、我爱人还有我8个月的女儿,如果仅仅靠这26 块钱是根本没法生活的,这时候就得靠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接济才能糊口。我们在而立之年的时候却产生了一种“手心朝上”,成为了家庭负担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相当不是滋味的,许多人甚至还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我在当临时工的时候,因为表现很令当时的领导满意,人家准备给我转正,但当时社会上有股“顶替风”,所以比较合适的位置已经没有我们的了。在展览馆工作期间,领导看我能写能画,能直接上图板,于是就准备给我转正,但当到办事处查档案时,发现那份档案是错的,因为那份档案是我自己从兵团带回来的,我拿得是另一个“张凯”的档案,那个“张凯”把我的档案拿走了。没有档案就没法找工作,所以当时搞得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几经周折我才找到了我的档案,但这时建材展览馆的馆长却对我说: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这时我只能回家与我的老母亲商量,我准备去清洁队去工作,因为那里挣钱较多。

    在北大荒时期,我们在相当的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直接接触过这些事情,尽管我们也听说了许多的关于“关系学”的事例,但我们在北大荒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单调的社会里,那里毕竟是兵团,我们绝大部分人又都是单身汉,是未婚男女,所以我们也没有面对一个“我要怎样生活的问题”。集体生活、出勤、有宿舍、发工资,这就是我们在北大荒的基本生活,在那里我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有自己居住的地方,不论它的条件是多么差。而回城的时候我们则是拖家带口,我们直接面对的就是家庭生活问题,而且我们还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得从头学起。

    我们回来的时候要办理病退手续,从能领到一张病退表、到营里的医院开证明、到团卫生队一直到团军务股,都是托人弄来的,要送礼,不花钱是办不到的。从理性的角度看,为了能够返城,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从情感上看,我们感到很难受、很不舒服,对那些吃“知青”的人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印象,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我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与“关系学”没有什么关系,但返城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则实实在在地接触了这些严酷的侧面了。尽管回城之前我们心理上有了一些准备,但当这种严酷性以变本加厉的面目出现时,我们还是感到难以名状的恐惧。

    这时,北京市举行了一次全市性的返城“知青”的招工考试。我觉得,当时国家对我们确实是尽了力了。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对我们这批人是开了绿灯的,所以许多单位也将招工简章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出来了,可以自己看,可以自己报名,但首先第一步是参加招工考试。刚刚回城的时候,我与我爱人都是托人才找到工作的,也许不托人将来也能找到工作,但当时我们根本等不起,我们没钱去生活。另外,我们当时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就是必须进到全民性质的单位,将来才会有机会调到一起,这牵扯到两地生活的问题。     

    我的考试成绩在我所在的地区是前几名,但是真正到了我所报名的单位,情况就不是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了。我报名的单位在招收装订工、打字员、锅炉工、服务员和炊事员,当跟管人事的干部谈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做前面的刀阮项工作中的任何一项,他就对我说:你所说的装订工、打字员、锅炉工等已经由内部子女给占满了,你的选择只有服务员和炊事员。当我表示我可以作服务员的时候,他又说,服务员只能要女同志。说来说去我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当炊事员。而且当时这个负责的同志对我讲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使我终生难忘的:你现在可以不回答,可以回家去商量,如果你不愿意做的话,也简单,我们可以把你的档案退回街道办事处。“反正没工作的人多的是。”

  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必须尽决找到工作,但我回家之后,我落泪了。我没想到,当时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了,一干就是十一年,可回到北京之后竟是这样一种境遇… …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更没想到这位负责干部竟会这样讲话,这对我心理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但我又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不久,我爱人到了天津市的一家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作。她带着当时只有8个月的女儿,非常艰苦,居住条件相当惨,到现在我女儿还记得当时她们住的那个又黑又潮的小房子,白天不开灯,屋里什么都看不见。在炊事班工作时,我经常跟组长申请每个星期天我要加班,为了能够倒休,一个月攒上几天休息,到天津去看我的爱人和孩子。每每见到我爱人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只有相对而坐,默默无语,只有流泪。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特别心酸。而且许多次,我爱人生病发烧,带着孩子躺在床上,没人知道,厂里也没人关心… … 所以当时我就对爱人说:“不把你办到北京,我枉为男子汉!"

    办到北京谈何容易呀!我曾去了区劳动局专门负责工作调动和户口调动的部门。当时工作人员让我登记,我也登记了,但是一看登记薄是厚厚的几大本。如果真正要排队的话,那不知要哪年月才轮到我呢。人家也跟我说,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我当时下狠心买了辆自行车,四九城的跑,跟一切我认识的人谈我的难处,谈我的境遇,谈我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有没有效果。我四处打听解决问题的门路,当时确实抱着在大海里捞针的决心。 

    终于摸清能够办事的人,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当时我们带回的一些土特产象豆油、木耳、黄豆之类的东西,根本就拿不出手。别人跟我说,应该送烟酒。所以我就根据我当时的力量,买了一条“牡丹牌”过滤香烟,当时算是够高级的了。我到那儿之后,那人拉开了抽屉给我看,那抽屉里是都是相当高级的香烟名酒,许多我连见都没见过。他对我说:你不要这样,我不需要这些东西。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登记你登记去,你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

    只能等着?亲友跟我说,你应该送礼。但我确实不知道怎样才能送上这个礼。后来我就想办法,我觉得根据我的力量,我没法通过送礼品来解决问题——当时时兴的是送沙发。如果我能够买得起或打得出这对儿沙发的话,那我一定是要送的,但我弄不出这对儿沙发。所以我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人到这个时候能够把所有的智慧都发掘出来。

    1979年底,北京城有一股热风,就是上演“内部电影”。当时内部电影很受老百姓欢迎的,象《叶塞尼亚》 等片子都属于内部电影。我尽管没有心境去看电影,但在我当临时工的地方有时也卖电影票,于是我灵机一动,我想可以送内部电影票来打通关节。当时的电影票是两毛钱一张,我还买得起,并且我也有地理位置的有利条件。我用了这种手段,碾转打听出那人家里的地址,并且每个星期六,手拿两张内部电影票,到人家家里去送票。前几次送票,我只有在门外说话的资格,根本不让我进屋。当时我感觉就是,我还不属于被请进屋里的人!每次给人家送电影票,我总觉得我是被施舍的对象,而且前几次送票,人家都不知道我究竟是谁!如果你非要问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

    到此送礼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几次送票之后,我终于把人家给感动了。因为我曾跟人家讲了,我的工作非常方便,我周围的朋友也非常多,您想看什么内部电影我都能搞到。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这种本领,就是我办不到的事情我也说能够办到,并且我要千方百计地办到才行。

    有一次,那人向我提出了某某电影的名字,你看你能不能搞到这个票。哈哈!人家居然还向我提出了要求。我立刻就说,没问题!回来之后,我马上找我的关系和朋友,最后终于搞到了这张电影票,而且按时送到了人家的家里。这次,那人将我放进门去,让我坐在他家的沙发上。那一次我的感觉是,他把我当人了!这时他问了我和我爱人的姓名以及比较详细的情况,最后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的事情我会记住的,我会尽力的。

    既然有了这句话,我就更加锲而不舍地、一如既往地去攻这个堡垒。那么有一天,我在单位居然接到了这个人给我打来的电话,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并且说有机会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为我爱人办对调的时候,那种兴奋状态不亚于知道自己能够回北京时的心情,这件事居然有了希望了,真有一种“落了听”的感觉。我至今都感谢那位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的人!

    谁知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在我拿着介绍信去天津为我爱人调档的时候,我爱人所在的工厂的一位年轻的副书记,一位女同志,她坚决不同意我爱人调走,理由是我爱人进厂时间太短。我怎么说都不行,就是不放人!这一拖就是两个月。 然后我又不得不去再给别人当“三孙子”,托人送礼… … 最后终于打动了一位退休的老干部,给我爱人所在的工厂的上级写了一张便条,上级给厂领导打了个电话,就这样很快地把事情解决了。回到北京一年,我完成了第二次创业的基础工作,也兑现了自己对老婆孩子的承诺。

                                         张凯 写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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