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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农场3分场(20团3营)知青网

喊一声北大荒 我们今生今世难忘 喊一声北大荒 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日志

 
 
关于我

2009年1月19日 在搜狐开篇,不幸于2012年3月6日,被网管删改(之前已点击了86235次),只好另辟出路,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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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片段:我走过的三十六年 三队 音符765  

2010-03-14 20:34: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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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765人生片段:我走过的三十六年

少年——幸福的回忆

 

我出生于1950年7月18日,祖籍浙江绍兴。 

童年时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我的母亲自幼在家中学习书法,十岁时就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外祖父是河北举人,曾在山西做官,未满一任便辞官回家。据历史记载:“樊家大饶裕,遂创设商会于保定,广建学堂,与开四民之智,凡国家利用厚生诸事,屡出巨资助之成立。”后樊家搬到北京,母亲毕业于京华美术学院,与田世光等国画大师是同学。在母亲的熏陶下,我很小就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7岁,我在北京西城区奋斗小学上了一年级。从那直至中学毕业,我在学校里都是个小干部。9岁时,我是班里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一入队,就当了中队长。在小学里,给我教育、帮助最大的,是我在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王尧封老师。王老师是复 转 军 人,听说是位骑兵连长。他为人耿直,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我的要求尤其严格。上课时,我常在听懂老师所讲的内容后,和别的同学小声说话,尤其喜欢给同学讲故事。为此,王老师常让我罚站,甚至用教鞭敲打我的脑袋,可我却总也改不了。王老师经常让我给成绩差的同学补课,让我站在讲台上给同学讲。在全校教师观摩课上,他让我上讲台;课余,他让我写中队的黑板报;我生了病,他到家里看望我。后来,王老师又向大队辅导员推荐我负责全学校的黑板报。我被选为少先队大队的宣传委员。每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我们三位同学都去学校出黑板报。从组织稿件到排版,从抄写到插图,在辅导员的指导下,我们的黑板报越办越好。辅导员还让我以《怎样办好大队黑板报》为题目,写了一篇经验小结向其他学校师生介绍。在学习雷锋活动中,辅导员让我在全学校同学面前代表少先队大队向少先队员提出要求。这些,对我的一生都有极大的教益。  

1963年9月,我考入北京三十一中学。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刘书泽老师,教政 治。1965年12月,我被批准加入团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迷茫 ——“文 革”中的遭遇

 

1966年,我初中即将毕业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 革 命”开始了。运动刚开始,学校领导要求每班选出两名学生代表,我是初三(1)班的学生代表之一。“学生代表”还没行使权力,“红卫兵”运动出现了。我这个班长,又是“学生代表”,一夜之间就“靠边站”了。在“横扫”的最初日子里,我家人有点紧张。母亲早已去房管所将出租的房子上交了。 

狂风终于席卷到我家。1966年8月,一大群“京工红卫兵”,开始了对文昌胡同的“横扫”。他们挨家挨户查阅,凡是听说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是打、砸、抢。一时间,整条胡同处处可以听到叫骂声、皮鞭声、哭泣声和呻吟声。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被一阵砸门声惊醒,几个“红卫兵”进屋说要搜查,他们抢走了几件被当做“四旧”的物品,胡乱翻腾了一阵便扬长而去。这一次时间虽然不长,也已经使我家人惊恐不安,只怕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果然,隔了几天他们又来了。这次是人数更多。大约是早上三、四点钟,一阵重重的砸门声惊醒了我。这帮人个个腰扎武装带,有的手里拿着绳子。我刚拉开门,他们立即蜂拥而入,顷刻间我已经被他们五花大绑。不一会儿,我的父母也被拖出房间,绑着跪在院子里。接着,那些人在房间里连砸带翻,把我母亲的绘画用具抢走,翻出我母亲珍藏的书法、美术作品,只用了一根火柴便将母亲半生的心血付之一炬。年过半百的父母、16岁的我和12岁的妹妹,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吓呆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将我父母拖入房间去“审问”,我被允许在院内台阶上坐下,仍旧绑着。我听到从房间里传出的“啪啪”的殴打声和呵斥声,听不到我父母的一点声音。又过了好一会儿,我父亲浑身哆嗦被推倒在院子里。母亲又被“审”了一段时间才被放出,她的脸全肿了,腰也直不起来。到了中午,“红卫兵”们去吃饭了,我家四人在院子里坐着,谁也不说一句话。母亲无声地流着眼泪,父亲仍旧在战栗着。 

这天晚上,我一宿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来了两个女“红卫兵”,对我父母说:“从明天起,每天早上你们必须在天亮前扫街!”可能是我说的“军属”二字起了作用,这帮人没有给我父母剃“阴阳头”,也没有再到我家来。过了两天,三哥往家打了电话,约我和小妹去天坛门口见面。三哥中学毕业就考入了总政军乐团,每年八、九月在天坛集训,准备“十一”的庆典。我和小妹按时到了天坛门口,见到了三哥,讲了家里的情况,三哥也只是叹气。 

那时,我仍旧每天到学校去,校内也是乱做一团,到处是大字报、漫画,看着“红卫兵”开批斗会打校长、打主任、打老师,我们的女校长兼党支书,被打得晕死过去,主任被戴上高帽,拳打脚踢,老师们被浑身洒上黑墨汁、红蓝墨水。。。。。。看着这一切,我更加迷惑:“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呀?”

当时电影院只上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和几个同学常去首都电影院看电影,《东方红》这部影片我一连看了11遍。我把《东方红》的朗诵词、歌曲和音乐全部背下来了,那是我唯一的欢乐。

 

                    

下乡——历练在广阔天地

    转眼到了1968年。四、五月间,学校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我满怀热忱报名去北大荒。母亲担心我身体吃不消,因为患低血压,我常头晕。班主任刘老师亲自到我家,帮我做母亲的工作。6月13日,我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父母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送行了,我只带着一条棉袄和几件旧衣服走了,也带着“**”留给我的心灵上的创伤。第二年,我的妹妹也去了东北。我在三师,妹妹在一师。

    列车载着我们到了迎春车站,这里离中苏边界不远,我们乘汽车走了100多公里到达了团部,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又乘汽车行使50公里到了营部,这时,天已经黑了。吃过晚饭后开会点名,把我们分到各个连队(就是生产队)。同班的四个同学,两个分在五连,两个分在八连,只有我一人被分在三连。被分在三连的还有我们三十一中的七名同学(我们学校是男校)和女十中的十名同学。

    我们休息了一天,连里组织我们学习了两天,第四天我们就被分在农工排里干活了。六月份的农活正忙,我们先去给苞米锄草。每天早上三点天就大亮了,我们被班长叫醒,迷迷糊糊扛起锄头下地干活了。晚上收工回来,我们累得不想吃饭,夜里又常被跳蚤咬得睡不着觉。去了一个月,我就两次患菌痢,身体虚弱得很。患病的时候,我最想家,想母亲,但又不想把情况告诉家里。一天晚上,同屋的几个同学在一起想家,我们都哭了。

    北大荒的情况与北京不同,这里的运动除批判大会外,没有抄家和武斗。批判会是经常开的,被批斗的是几个“黑六类”,我们这些“新战友”坐在会场上看着,大气都不敢出。

    在“九大”召开前,连里抽调我和另一位同学画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像,刷写大幅语录。大会上,连长让我教唱语录歌、宣读中央和上级文件。经过夏收、秋收的锻炼,我们这些男同学很快成了连里的中等劳力。三连有100多劳力,耕地面积11000多亩。机械化程度不高,只有三台旧“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和四台“东方红”拖拉机,一台跑运输的“尤特兹”(胶轮拖拉机)。我们三师廿团是铁道兵8502师的官兵开垦的,后来叫做852农场。

    1969年5月,19岁的我被党支部任命为农工二排排长,那时,我已经成为连里的好劳力。从那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我一直任农工排长。夏季,我整天光着膀子干活,身上晒得黝黑发亮,排长嘛,就是带头干活的,什么脏活累活我都不在乎。锄草不用说,早上两点半不再是别人叫我,而是我去敲钟喊下地干活;麦收打场,200斤左右的麻袋我扛起来就上跳板;秋收割大豆,弯腰站在泥水里我也是冲在前头,掰苞米,背上一个大筐,不在话下;入冬,大豆在地里脱粒,我把全排分成三班昼夜干,常常是连续干两个班次的活。新来的上海、哈尔滨青年们年龄小些,我主动关心、照顾他们。晚上收工以后,到宿舍去和他们谈心,帮他们到井台去打水,帮他们点炉子。有人生病,我去找卫生员,到伙房弄点热面条汤给他们端到床前。我和同志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因为我干活爱光膀子,人又瘦,大家都叫我“排骨队长”,我感到很亲切。排里的女青年看我太忙累,被子脏得很,就乘我不在宿舍的时间拿去拆洗,把她们的被子临时让我盖。我平时的脏衣服常被同志们悄悄拿去,洗干净以后又悄悄地放回来。我生了病,同志们有的端来面条,里面还有鸡蛋;有的买来罐头、糖块;还有的给我打来洗脸水。。。。。。兄弟的情谊,朋友的衷肠温暖着我的心,病没好我就去干活了。

    我从小胆子小,可连里搞基建需要上山打石头,我就带着一个班的人上山了。打石头要放炮,我边学边干,有时候遇到哑炮,我就抢先跑去排除,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从学放炮开始,我学会了吸烟,这也算是一点纪念吧。笔记本上,记载着我当时的心迹:“党的培养暖我心,边疆奋斗为人民;千淘万漉何惧险,吹尽狂沙始到金。”

    1970年秋收掰苞米,因为雪下得早需要抢收抢运,连里把苞米地按垅分给各排。为了提前完成任务,我和几位青年每天天不亮就悄悄背上筐下地去了。等同志们来到,我们已经干了好一会。其他同志见了,也跟着提前下地去。其他排长不甘落后,也要求大家早下地,很快在连起掀起了劳动竞赛的热潮,我们二排连续被评为先进单位。那时,我们一顿饭就能吃上一斤多。

    连里领导让我负责基建,我就认认真真学盖房子;让我带十几个人去大草甸里割草,不怕蚊子、小咬,不怕吃住艰苦,一干就是半个月;连里死了人,让我带人去埋,我先后埋过5个死人;让我带人掏厕所,我带头跳进大粪池(冬天,粪便冻住要用镐锨清除);冬天进山伐木,谁也不愿意去。连里指定我带十几个人去,我二话不说,坐4个小时的卡车进山了。冬天的北大荒,坐在车上比走着难受10倍!第二天我扁桃腺发炎高烧41度。上里的医疗条件更差,我硬是咬牙挺住,烧没退就进了林子。我们两人一把“快马子锯”,一把大板斧,“顺山倒啦!”“上山倒啦”地喊着,晚上睡在窝棚里,一人值班烧柴。伐倒的树木还要清理枝叶,挂钩抬起归楞,清车道,装车。。。。。。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自然。

    1973年春,我探亲从北京返回连队的途中,听团部同志讲,师长曾打电话给团里,指名借调我去师部搞《农业学大寨展览》,我到营部一问,领导说确有此事,我马上去师部,人家说:“展览刚刚搞完,你怎么才来?你可以参观一下提提意见吧!”我才知道是有人捣了鬼。过了几天,营里通知调我到一连任小学教师。

    连队的小学校设备很简陋,每个老师都是班主任。我上任后,除了教三年级的语文、算术外,兼任美术、写字课。半年后我改教五年级,这时,黄帅的“日记”发表了,有的孩子对我的严格要求提出意见,个别同学说要给我贴大字报。我对他们讲了为什么要学文化,要求他们必须认真学文化,必须尊敬老师。

    张铁生的“先进事迹”在报上发表后,兵团也开始了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从心里看不起张铁生,觉得这样的人上大学,大学生真是不值钱。很多同志劝我报名,我就偏偏不去报名。

    1975年,连里调我当司务长,不仅负责食堂管理,还要给家属卖粮油、肉等,什么都得干,整天东跑西颠,身上不是土就是油渍。难怪一位外单位的小青年来连队找司务长,见我穿着破棉袄,腰上扎一草绳,头发乱蓬蓬,胡子又长,连声叫我“大爷”,在场的同志哈哈大笑,那一年我才25岁啊。

    在这段时间里,我千方百计找来一些当时不公开的书:《爱德华?希思》、《蓬皮杜传》、《尼克松其人其事》、《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和《叶尔络夫兄弟》等。指导员发现了我读的书,警告我不许再看,不能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时的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仍读着我想读的书。

    1976年,我调到分场中学任教。结束了十年文 革,党中央很快提出抓教育。刚到学校时,我教七年级(学校是九年制,六、七年级为初中,八、九年级为高中)。半年后,领导决定把七年级的所有成绩差的同学重新组成一个“慢班”,做为试点,由我任班主任。接过这个班后,我首先向同学们讲明:只要你自己不自卑,谁也无法使你自卑!人应该有志气,慢班可以不慢!我和同学们自己找砖头、抬土,把班里的地面垫平,搭起讲台。歌咏比赛时,我为班里编了表演唱《我们一定赶上去》,鼓舞同学们,也鞭策我自己,这个班很快有了进步。后来,我又担任八(二)班的班主任,教语文、政 治,任九(一)班的班主任,教九年级两个班的语文。

 

                          

 

回城——二次创业于“而立”

    1979年2月18日,我和爱人小刘抱着我们8个月的女儿经过一番周折踏上了归途,那一天正是我29岁生日。因小刘是天津知青,她带着女儿留在天津,我赶赴北京落户。来不及沉浸在庆幸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生活问题。我对自己说:“我们不能改变昨天,我们面对的是今天和未来。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际遇,而是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

    我四处奔走找工作,也常碰壁。1979年6月,经街道办事处介绍,我去建筑展览馆做临时工。刚到馆里,我干的是零杂活。当时综合组只有一位老师傅是专职负责展览板上的文字抄写工作的,没有**人。后来师傅发现我很喜爱书法,让我试一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这位闫师傅将他几十年写美术字的经验、体会耐心细致地传授给我,希望我成为他的**人。为迎接**同志视察建材部搞的“框架轻板试验楼”,闫师傅特意让我为试验楼写了说明牌。在师傅的举荐下,展览馆领导派人去办事处调阅我的档案。

    生活又和我开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审阅档案的结果,我是一个“骗子”!在馆长与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之后,我失眠了。馆长说我谈的家庭情况与档案完全不符,我有口难辩,人家说不能不相信档案!有一点我很清楚:我没有欺骗组织。但我焦急的是将要失去这次转为正式职工的机会,特别是我喜爱这项工作。

    眼看全市统一招工考试日期临近,我猛然想起在东北时,三分场还有一位叫张凯的,会不会我们两人的档案搞颠倒了?事情终于弄明白了。可是我本人的档案现在何处?招工考试日期屈指可数,我找到哥哥所在总政军乐团,向领导讲明情况和我的处境,请他们根据哥哥档案中的有关家庭情况为我出具一份证明,得到了军乐团领导的理解和帮助。与此同时,我请办事处同志查到了那位张凯的地址,我给他所在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得到他们帮助。在招工考试的前两天,人家派人将我的档案专程送到了北京。不久,我以两门总分183分的成绩被分配到全总干校。

    1979年9月中旬,我依约来到全总干校。负责招工的同志语调很干脆:“我们招工简章上写的几个工种大多已安排好了,只有炊事员、服务员缺人,你最好当炊事员。不过也不勉强,现在要找工作的人有的是,你不愿意干可以马上把档案退回办事处去。你回去和家里人商量商量吧!”

    1979年9月20日,我在全总干校当上了一名炊事员。10月,爱人小刘在天津雨衣二厂当了工人。新的生活开始了。我被分配到面案跟韩师傅学做烤活。师傅耐心地手把手地教,我认真地学。尽管当时生活上有许多困难,但我很快学会了烤活的基本技术。我给自己写了“光阴荏苒十一载,历经坎坷回京来;莫道人生多磨难,前程似锦在人为”。

    为了解决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我利用大部分业余时间为爱人联系对调。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4月份,我爱人终于在北京落户了!那一刻我想到:幸福更多地取决于生活怎么样冲击你,而不是靠机遇。

    1983年,领导安排我从工作岗位走进了脱产进修的大学课堂。1986年我被分配到大学机关工作。

                                                       ————张凯  写于198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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