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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农场3分场(20团3营)知青网

喊一声北大荒 我们今生今世难忘 喊一声北大荒 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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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9日 在搜狐开篇,不幸于2012年3月6日,被网管删改(之前已点击了86235次),只好另辟出路,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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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被叫过老师的老师 一队 牛耕  

2009-06-16 21:55:12|  分类: 知青时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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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被叫过老师的老师
 
 

    现今社会,“老师”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称谓。在一般社会交往中,对年事稍长或者觉得比自己地位、学识较高的人,都可以称为“老师”,而不用考虑对方是否真的在学校里任教,也用不着考虑对方是否真的与自己有师承关系。

    但在三十多年前,我们生活的年代,可没有现在这种习惯。那时候,对于与我们共同工作的长者,在对方的姓氏前面加个“老”字,“老张”“老李”一叫,就算是挺尊重的称呼了。现在看来,这种称呼未免太随便了一些,然而,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些长者的分量,一点不比“老师”差。如果说有一点差别的话,仅仅是我们没有张口叫他们一声“老师”而已。

    从1967年到1977年,我在北大荒工作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当中,起码有7年时间,从连队的报道组到团里的宣传部门,我有幸参与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工作。回首当年,之所以走到这条路上,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我遇到了几位没有叫过“老师”的老师。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他们的助力之下,我才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第一位老师姓甄,名科。我们都叫他老甄,有时候跟他没大没小地开玩笑, 也喊他老甄科。老甄是八五二农场真正的元老,据说,当初铁道兵八五零二师从朝鲜战场回国,奉命到完达山一带建设农场,老甄是第一批勘查小组的成员。我们八五二农场(我们来农场大半年后,成立兵团,农场改称三师二十团)方圆数百里,几乎每一个生产连队,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农场的老职工们,背地里管他叫八五二的“活地图”、“活档案”。文化革命前,老甄科从总场调到我们三分场,担任副场长。随着运动的深入,老甄很快就靠边站了。听老职工们说,他家庭出身不好,只能靠边站。但老甄不是主要领导,平时人缘又好,还没有被打倒。

    老甄个子不高,身形消瘦,脸色也不大好,看上去绝对不是那种身强体壮的人。有时候,他还戴副眼镜,讲话的时候喜欢眯缝着眼睛,慢慢腾腾的,话也不大多。但在私下里,他又是个特别健谈的人。老甄经历丰富,当过兵,去过朝鲜,搞过创作,还写过书。但老甄最吸引我们的经历,是他自作主张,“想法设法”去了一次苏联。有一年冬天,风雪特别大,老甄他们几个到中苏界江(可能是黑龙江,要不就是乌苏里江)附近执行公务。冬季的的界江,双方就在主航道中心线上堆上一连串雪堆,雪堆顶上再插上一把蒿草,作为两国的分界线。正值年轻力壮时的老甄科忽发奇想,顺风把皮帽子扔了出去,并有意让皮帽子落在苏联一侧。天寒地冻,数九寒冬,总不能光着头站在零下30几度的荒野里吧?就这样,老甄靠自己创造的机会,大模大样地一边捡帽子一边到苏联“走了一圈”。

    或许是见多识广的关系,虽然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可他并不是特别在乎。和他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确实是一种享受。他爱人胡大姐也是北京人,为人特别热情。知识青年到他们家里,又吃又喝,有说有笑,真像是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不知不觉地,和很多北京知识青年一样,我也成了老甄家的常客。碰到休息日,去分场(后来改称“营部”)逛逛,一定要去老甄那里坐坐。后来,老甄被分配到我们16连“协助”工作(这在当时是一种落实干部政策的措施),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我被安排当了16连的报道组组长。

    虽说置身在可以胡思乱想的年代,说心里话,在进入报道组之前,对我来说,“新闻”这两个字还是挺神秘的。除了在学校写过作文,根本没想过要把自己的什么“作品”放到铅字印刷的纸张上。

    老甄是多年摇过笔杆的人,自然成了我们报道组的指导者。

    跟老甄学写文章,倒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他把这事情说得十分简单,一要看报纸上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二要轻轻松松地写,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要有什么精神负担。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十分费力。

    记得有一次,《兵团战士报》的编辑老赵到连里来,老甄领着我们和赵编辑座谈。谈着谈着,议论出来一个题目,老甄催着我赶快写出来,让赵编辑直接审读。我急冲冲回到宿舍,就着黯淡的灯光,很快写出了这篇稿子。没想到,稿子送到赵编辑手里,不出三分钟就被“枪毙”了。老甄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要我回去再写第二稿。凭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劲头儿,不出十分钟,我的第二稿完成了。但第二稿的命运和第一稿没有任何区别。接下去,老甄又要我写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和第六稿。结果呢,六篇稿子,都没逃脱被“枪毙”的命运。

    出现这样的结局,我并没有感到丝毫气馁。为什么呢?关键在于老甄的态度。他始终笑呵呵地对待我,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甚至连一点生硬的口气都没出现过。在整个过程中,他只是告诉我稿子有什么毛病,但绝不建议我应该怎样怎样写。他说,我就是要憋你一下,让你自己把自己引导出来。写好当然好,写不好就不好,没什么关系。

    老甄的轻松态度,并不意味着放任,该管的时候他一点不放松。在我们的稿子基本成型后,他要戴着眼镜,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的仔细检查。那时候,我们连队宿舍的灯光,是一连串36伏的灯泡串联而成的,灯光暗淡不说,还总是一闪一闪地变换着亮度。在这样的灯光下看书或是写信,没有耐力可真不行。老甄伏在灯下改稿子时,眼光极度聚焦,恨不得一头扑到字里行间,那股认真劲儿,让人特别感动。当然,更使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认真,而是他帮助我们、为我们纠正笔误的艰辛努力。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将我写的“手捂着疼痛的胃”改为“手捂着疼痛的腹部”。当时,看到他改过的字迹,我就暗暗警示自己,一直到老,也不能忘记老甄改的这两个字!这倒是真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三十七八年了,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地留着当时的印记。

    

    第二位老师姓甘,名叫甘宗棠,很是斯文的名字。

    老甘和老甄的年龄差不多,而且也是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所不同的是,老甘属于现役军人,一身绿军装,红领章、红帽徽,精神头儿要比老甄足。这也是当时的社会氛围造成的。现役军人到农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占据了农场各级领导的主导位置,当然要比农场的老干部风光得多。听说,不少老干部很是愤愤不平。因为,论起参加革命的资格和功绩来,他们或许更占优势。但他们之间的种种感情上的纠葛,和我们知识青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下地干活的农工(后来被称为兵团战士),谁当领导都是一样,所以,与现役军人交往并成为忘年交的速度和进度,完全等同于与农场老转业军人的交往。

    老甘是师部宣传科的干事,但我们很少喊他“甘干事”。一是“甘”和“干”连起来喊,别扭;二是他也喜欢我们喊他“老甘”。和老甘接触,很容易判断出他的身份:这绝对是一位政工干部。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和颜悦色,说着说着话就“呵呵”地笑出声来。老甘的面孔白白的,头发有些卷曲,还有点发黄,一脸络腮胡子,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外国友人”的影子。有时候,我们也会拿他的相貌开开玩笑。 

    很让我们佩服的是,老甘身为现役军人、领导干部,但他没有架子,一点不像“官”。他在我们农工宿舍间串来串去,和我们一起说笑,一起聊天,一起唱歌,一起开玩笑。若不是那一身色彩鲜明的军衣,你会很容易把他误认为连队的老职工(当然,除了他的肤色:老甘太白了,而且总是晒不黑)。

    宣传科的干事,当然是笔杆子,少不了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老甘与我们报道组的接触,也就更多一些。老甘他们这些现役军人,特别是政工干部,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分析问题。挺不起眼的事情,让他们一讲,会冒出很大很大的道理,时常把我们讲的目瞪口呆。但是,你又不能不承认,他们讲得确实精彩,而且确实有道理。

    有一段时间,老甘到我们连蹲点,正好赶上兵团在抓勤俭节约,连里也闹得热火朝天,出现了很多好人好事。连里领导要求把这些好人好事宣传出去,我们报道组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写写黑板报,我们的能力没有问题,但要给《兵团战士报》投稿,还要争取见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更让我们为难的是,连里出现的大量好人好事,很零碎,事情都不大,很难展开去写。

    这时候,老甘领着我们细细地捉摸开了。他要求我们一件一件地把那些好人好事摊开,再一件一件地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抓住他们的特点。三番五次地“过滤”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不少事情都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而现在看到了!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一下子想明白了。在宣传勤俭节约的过程中,大家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前看不到的,现在看到了;以前没有想到的,现在想到了;以前没有做到的,现在做到了。

    抓住了思想发展的脉络,原先看上去细碎的材料都被用上了,稿子也就写出来了。而且,很快被《兵团战士报》采用,刊登在挺醒目的位置上。

    老甘的欢快活泼同老甄的沉默稳重一起走进了我们报道组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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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老师姓杨,单名一个“钫”字。

    当然,我们对他的称呼也是一样:老杨。

    老杨瘦瘦的,个子很高,眼睛大而有神,黑黑的眉毛特别长。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很多,头顶上的发丝已然不多,绝对是前辈式的人物。初次见老杨,好像是在1970年。兵团要出版一本文艺通讯集(后来又叫报告文学),组织了一帮年轻人来干,我有幸被选了进去。老杨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但当时可没这么叫)。

   我们这一帮人中,可能数杨成春年纪最大,我们两个是一个团的。此外,还有二师的张猷辉、五师的方存忠,以及熊道衡、迟英杰等十来个知识青年。虽然,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级报道组的成员,在报刊上都发表过作品,可是,对于写文艺通讯(或者说“报告文学”),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然而,在和老杨的逐步接触中,我们心中的“底”竟然慢慢地“坚实”起来了。 

    老杨教我们写文章,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一篇报告文学,从素材整理开始,确定主题、完善结构、细节安排、人物刻画,他是一点一点地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细得不能再细。文艺创作需要生活,而我们这些年轻人恰恰在这方面非常“欠火候”。老杨的生活历练当然比我们丰富得多,他时常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多年积存的生活素材抖露出来,为我们不成熟的作品“雪中送炭”,增添活力。等到文章写出来,我们惊奇地发现,除了字是自己写出来的,文章的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老杨挥洒的那么多的心血。

    老杨身体不大好,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哮喘,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咳嗽,严重的时候喘气都困难。他又是个烟瘾很大的人,手指头熏得焦黄。有时候,看着他一边抽烟一边咳嗽,还一边给我们做辅导,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慢慢地,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老头儿的一些身世。老杨原先是相当有名的编辑,参与过《志愿军英雄传》的编辑工作。流传很广的长篇小说《苦菜花》,是他帮助作者完成的。当然,这些都是别人无意中泄露给我们的。老杨从来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过去,即使我们一再追问,他也只是一笑置之,不承认,也不否认。

    应该说,当时的我们,简直连文学青年都算不上,根底实在是差。老杨带着这样一般人写东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我们从来没见老杨发过急,更没见他生过气。他简直是手把着手教我们写东西。文章写成了,老杨满脸是笑,但在发表的文字旁,却不见他的一丝痕迹。

    后来,我还参加过兵团举办的其他写作班,多次承受到老杨的殷殷教诲。据我所知,兵团的业余作者中,已经出名的梁晓声、李龙云、陆星儿、肖复兴,还有一大批没有出名的像我这样的人,都曾从老杨身上得到过恩惠。我相信,大家都会永远地怀念老杨。

    老杨是一位难得的终生为他人甘作人梯的好人。

    现在,我也到了老杨当时的年纪,每当读到《道德经》中“善利万物而不争”、《论语》里“不伐善、不施劳”等章句,我都会想起老杨。

    写到这里,还有些意犹未尽的味道。十年的北大荒生活,遇到的老师不止这三位。而半师半友的朋友更多,像比我年长一点的贾宏图、黄海,比我稍小一点的曹焕荣、张持坚、陶杰等人,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在这里一并说声“谢谢”吧!

                                                                             200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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